铁血或盗汗——追忆十年摇滚(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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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或盗汗——追忆十年摇滚

颜峻

现在,我的电脑音箱里放着Underworld的碎拍欢舞,右边的卡座则传输着“木马”的歌特低吟,声响在相互掩盖,美学在撕咬,夜晚正式开始了。

我必须在天亮之前结束这次无谓的回忆——好象中国摇滚是我的邻居,死于10岁的车祸——我必须停止对三里屯的向往,停止对私人生活的奢望,也停止减肥,像每一个记忆力超人而且宽容得可怕的铁杆摇滚听众一样,给21世纪的读者一个交代。亲爱的人,你该知道我耗费了多少日夜,用去多少青春的美,甚至健康和眼泪,为的是现在说一声不错然后倒头睡去,而不是痛心疾首地计算有几张专辑、几个精英,并忙着在Underworld和木马之间选择更适于工作时聆听的一个……中国摇滚不是我的亲戚,我也不是它的律师,它的荣辱,为什么竟然成了我不能按时睡觉的理由?

美好的黑夜

按照普遍的说法,崔健出现之前的中国摇滚还是漫漫黑夜。

既然是黑夜,那就应该赞美,因为黑夜里埋藏了无限的生机。在70年代末The Beatles被少数几个中国人听到的时候,摇滚乐还连噪音都不是,但到了1984年的“七合板”,刘元就已经写出了《Go Away》这样冲动朴素的作品;1986年马克西姆餐厅为崔健提供了演唱《一无所有》的机会,到了1989年,北京的Party主办者付给乐手的酬劳就已经超过了今天的水平——平均每人一两百元,这是不是证明了中国摇滚10年的徒劳啊——但黑夜的美好之处在于纯洁,那些今天被无情挖苦、耻笑的名字,那些因为缺少才华又无法超越名利而堕落的名字,在当年都是理想主义的最完美化身。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摇滚梦寻——中国摇滚乐实录》一书,就记录了一代人悲壮的身影,尽管其中的大多数今天不是销声匿迹,就是僵死于名誉的颠峰,但如果没有80年代的理想主义,没有第一代摇滚人的饥饿、啜泣、辞职、昏迷、流浪、奔波、死磕和继续死磕,就没有中国摇滚作为精神解放力量的高大形象。亲爱的人,这是中国摇滚的第一个动力;就像90年代初的动力是颓废、现在的动力是个人创造、将来的动力是娱乐一样,典型的中国特色,带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伴随启蒙主义思潮,跃上了一个精神的高峰。

在80年代,摇滚乐还没有基本的商业土壤,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正派、崇高的精神背景,摇滚乐根本就没有力量在封闭落后的环境中成长。那时候,“唐朝”老五背床板的故事、王迪和丁武画风筝的故事,和更多故事一样,不仅传奇得可歌可泣,更深刻地影响了90年代全国摇滚乐手的志向。 1985年,崔健写出了《不是我不明白》(它后来作为电影《顽主》的插曲出现,成了第一首触电的摇滚乐作品),有趣的是,这首歌并没有使用传统的节奏布鲁斯形式,倒是以Rap的面目出现,像是预示着崔健那一代音乐家后来对黑人音乐和技术的着迷。随之而来的,当然是1986年的《一无所有》,第二届百名歌星大合唱活动让崔健登上主流舞台,当然,这首歌的最直接结果是引发了流行歌坛的“西北风”潮流,王迪、孙国庆、井冈山、田震等缺乏创作能力的阳刚形歌手是最大的受益者。《一无所有》当然也证明了中国摇滚乐的中国特色——精神的尊严,而不是生理的愉悦或艺术的先锋开创了中国摇滚。

接下来,崔健两进北大,1988年在中山音乐堂与“五月天”一起演出,被看作他的,也是中国摇滚乐的第一个正规演出。1989年,崔健在北展举办了真正意义上的首次个演,因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已经在前一年发行,这次演出也成了轰动首都的一件大事。敏感的外国记者注意到,这个时候,摇滚乐在中国不是被当作摇滚乐——娱乐、渲泄、身体的需要、生活方式,或60年代那样的社会运动产物——来膜拜的,它完全是中国青年在文化层面上的神话,它的背后,理所当然地,是渴望恢复人的价值的社会性需要。这有点像法国启蒙运动,而不是音乐的本职工作。用美学家高尔泰的话说,中国需要摇滚的原因既不是丰富艺术、解放思维,也不是促进商业,而是——启蒙。

早在摇滚被公开之前,1979年成立的“万里马王”(老哥就是其中一员)、1983年成立的“大陆”(第一支老外乐队,著名的吉他手艾迪就在其中)、1984年的“不倒翁”和“七合板”、1987年成立的“ADO”已经用翻唱流行、民谣、乡村、软摇滚和老摇滚作品来让北京的耳朵变得西化了。臧天朔、王迪、孙国庆、秦琦、丁武、张永光等人就是那时侯踏入音乐不归路的。一直到1988年“萤火虫”(“零点”的前辈、广州“新空气”的同事,伴奏界的名人)的组建,期间“白天使”、“五月天”、“DA DA DA”等乐队也擦上了摇滚的边,而1987年组建的“黑豹”和“宝贝兄弟”(常宽、陈劲、张卫宁、赵牧羊)则可以认为是最早的摇滚乐队。那些最早参与乐队活动的青年,现在统统被当作摇滚前辈,而不只是音乐前辈,这是因为,相对于历史,他们做了叛逆的事,相对于音乐,他们担当了英雄的角色。

当然,在电声的背后,木吉他对这个社会的解放要广泛得多。1972年开始学习吉他的曹平有资格说明这一点。他从广州的业余吉他演奏者,到北京的摇滚战士和后来的传播者,见证了吉他文化为摇滚乐铺开的路基。80年代中期风靡全国的吉他热,和大学里的读书热、参政热一起,真正让青年成为青年,他们第一次成为拥有自己的特征的群体,并且开始要求社会承认他们的价值。民间、青年、群众——中国摇滚只有在这一点上是和欧美国家相似的。如今超载又卸载的高旗,就是在1985年参加吉他比赛时认识曹平、曹均兄弟的;不过,几个乐手的成果,远远比不上吉他对青年——摇滚乐基本受众——的培养更伟大啊。

受众眼里的早期摇滚,是战士和天使,是殉难记和侠客行,这也是第二代摇滚人喜欢打扮成美国硬摇滚商业明星模样的原因。一开始,大家都比较幼稚,这没什么。不过,这种神话倾向的另一面却是,摇滚生活的中国特色。广州的摇滚翻唱者们还在歌厅里跑场子的时候,北京的战士们创造了一种绝对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自从1984年国际俱乐部开始为“大陆”乐队举办Party以来,各大宾馆的Party成为了中国摇滚最早的温床,其中尤以马克西姆、外交人员大酒店、国际饭店、国际俱乐部等地为知名。到80年代末期,观众和主办人渐渐以中国人为主时,却又变成了艺术、文化圈里一种最新的时尚,对有的人来说,去看摇滚乐Party,和参加贴面舞会是同样刺激的圈中乐事。这种边缘化是非常奇怪的,它没有让摇滚乐真正从社会低层产生对抗,反而在社会的高处建立了贵族化的风景。在大众那里,摇滚乐是没有身体的精神,几乎没有任何商业社会应有的基础;在圈子里,摇滚乐是远离主流的另一个中心、边缘的中心,几乎没有任何群众娱乐、群众文化的迹象。后来,“呼吸”、“眼镜蛇”这些毫无音乐价值的乐队奇迹般地出现,和他们所依赖的传媒优势、话语强势是分不开的。

中国摇滚的神话效益让它在石头上生长到了90年代,其负面效益就是,时至今日,神话、仪式化、文学化、浪漫主义的目光仍然笼罩着它,盲目的热爱让新的孩子失去着独立的思维和感觉。当年的启蒙和解放,今天已经变成了新的枷锁。


1989

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转折点,1989年无疑是值得一再研究的。摇滚乐从这里进入了一个10年,并且艰难地摆脱了80年代的贫瘠、理想和幼稚。而青年的性格也好象突然成熟,从单纯的浪漫,进入务实,甚至实用主义的理智之年。

在美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下,我们进入了1989年。这一年是北京摇滚Party最热闹的阶段,李季在这一年由摇滚实践者变成了忙碌的Party主办人,“星光”的Party尤其令人怀念。“面孔”、“TOTO”、“唐朝”、“眼镜蛇”、“呼吸”、与侯牧人合作的“现代人”、“青铜器”、“1989”也都是这一年组建的。西三旗宾馆最初的摇滚群落(一个短暂的乌托邦社群,反映出摇滚的理想本质)、资讯的膨胀、收入的增加、老外的热情,使得摇滚风景成型;借助1988年以来全社会的热情、激进、开放和严肃的面貌,摇滚乐当然也有了蒸蒸日上的样子。除了1988年组建的“清醒”似乎在追求空灵,其他的乐队几乎都走上了高大、膨胀的路线;成功者如“唐朝”,在1992年12月发行的专辑《梦回唐朝》中一次性用完了中国摇滚所有的大气和豪情,失败者如“呼吸”,1989年录制、1992年发行的专辑《太阳升》已经成为晚会式假大空音乐的代名词。

在社会动荡之际,音乐家们灵魂深处当然也颇有得失,个人生活的变动、演出环境的变动,也多多少少影响到了他们。众所周知,“唐朝”的《太阳》的创作就和丁武的新疆之行有关。有的乐队解散了,有的人却因为对现实失去兴趣而投身于此。集体理想的迅速流失、对社会的热情关注向自我的迅速撤退,大家都是如此,摇滚乐的位置也就变成了一种逃避之门。当然,首先,它的前景也和其它青年文化在1983、1987年的遭遇一样,变得委屈和黯淡。大家都开始灰头土脸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摇滚乐的众多误会之一:它在中国竟然被看作先锋艺术并冠以前卫、实验的名字,是因为过去的中国没有青年的概念和实体,作为非阶层化的青年的产生、成长必然要遭受社会的考验;在考验中,青年文化的确有广义的“前卫”涵义,但迟早会在商业社会中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要不要改变、做什么、为什么做,是这些没有单位也没有前例可循的浪子要思考的……至于更多,不说也罢。

青年的变化有如电光石火,所有的虚妄在短时间内暴露无遗——大学生和摇滚乐的感情,也是在这一年达到了高潮。3月的“现代艺术大展”把前卫艺术的炸弹掷向了公众,摇滚乐的前卫已经算不上可怕,一种年轻的气质鼓励了摇滚乐和自由主义的联合,“北京大学崔健后援会”甚至发展成了一个不小的组织。在没有基础的浪漫里,人们对摇滚乐的信任盲目增长,这种信任一直持续到他们离开青春岁月。在全国各地,任何人只要使用电声乐器和架子鼓,就会引来不多但绝对热烈的支持,那些在舞厅里伴奏的乐手,很快有了类似地下音乐家的身份。后来,在狂欢的气氛中,大家发现了不插电的、类似集会上的Bob Dylan的情形,青年和摇滚乐一起体验着集体浪漫的颠峰,大家一样不现实,一样有责任感,一样热情。然后,青年回到现实中去,埋头苦干,抛弃了好奇心、热情和别的;摇滚乐则没有什么务实的去处,孤独地飞了,只好加倍地陷入空虚,要么向后来的颓废滑动,要么向美好的幻境狂奔——众所周知,摇滚乐务实,只能意味着批判或娱乐,这在当时都是不可能的。

这个高潮像回光返照一样,用完了大学生,也是青年对摇滚乐最后的狂热。大起大落的变迁,印证着社会运动——而不是艺术——的规律,迟早要让摇滚乐从精英手中移交到大众怀里。


流氓

现在要说到电影——被删改8次并更名为《长大成人》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它是中国唯一可以看下去的摇滚电影。相比《北京杂种》的含糊和《头发乱了》的庸俗,《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是一部真正的电影;但对摇滚人士来说,它最大的贡献则是真实地记录了一段历史,其真实程度达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板儿砖。

电影是从70年代开始的,然后可以窥斑见豹,看到80年代多数乐队的诞生,甚至经纪人在初级阶段的必要性和龌龊嘴脸。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摇滚乐的精神价值成反比,但和机会、数量、水平成正比,后人可以了解到改革开放对摇滚乐意味着什么。但最厉害的,是1989年——一个被忽略的记忆——后,主人公回到90年代初的北京,经历了繁荣的Party岁月,见到了吸食毒品的忧伤同行,见到了躲在小屋里的苦孩子兼混混,见证了中国摇滚一个重要的、没有人喜欢提起的阶段。在一种真实的颓废气氛中,《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太多令人感动的镜头之一,是“兰州女孩”在迪厅喊“流氓”时,所有人都开始齐呼“流氓”,这个称呼,是如此贴切、恶毒和亲切地形容了复杂的摇滚人。

——这个跨度,从1990年开始,大约到1995年结束,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人和事,只有模糊的时间概念。它的表面现象就是被很多人攻击的重金属热和颓废风气,这攻击的前者来自今天的新生代,后者是当时装神弄鬼的主流媒体。它的背景,是从1989年延续下来的心理、社会、经济,摇滚乐在这段日子里简直太过艰难,而且几乎一无是处。它的内部,是一直到《红星一号》才暴露出来的虚假繁荣,是铺路石、牺牲品、老战士苦斗而庸才、衙内和傻逼被尊重的时代,是第二代摇滚人误入歧途的病态挣扎,是“圈子”这个专有名词最终的形成。这个时代,为我们留下了“戏果”、“飞”、“黑馒头”、“死磕”、“扒带”这样的词汇,后来的“胡同摇滚”、“痞子摇滚”、“摇滚圈(juan)”也主要指向这一批乐队。

在观看《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时,大家大笑着发现了里给人提琴的群众演员詹华,他是北京最好的企宣之一,现在早已经不留长发了,他留着时尚胡须。但那时人人都要留长发啊。做一个摇滚人,大夏天也得穿战靴,皮夹克来自南方手工作坊但骷髅项链是真的美国A牌,长发不是作为个性的标志出现的——这是又一个误会——个性意味着千奇百怪。长发是接头暗号,是当代烧炭党区别于群众并归属于圈子的标志。在那个没有个性也没有创造的年代,所有的衣饰,其实都是集体认同感的需要,摇滚的虚弱因此不言而喻。与此相配的是,他们行踪诡秘,生活不为人知,愤怒是一个显著的标志,但性生活的繁荣似乎又并不像过去那么严肃。在圈子的深处,吸毒,作为主流媒体最感兴趣的话题,和骂崔健一样流行。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对当时摇滚主流的描述。

我们还是先看看流氓岁月的来龙去脉吧。1990年,中国的气氛仍然是谨慎的,除了加倍地务实,人们难以判断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不是,摇滚乐是个例外。摇滚乐是务虚的,所以只有加倍务虚。渐渐恢复的Party、组建、排练、创作几乎是没有明确目的的,首体的“90现代音乐会”上,“唐朝”、“呼吸”、“1989”、“女子(眼镜蛇)”、“宝贝兄弟”、“ADO”6支乐队为中国摇滚指明了暂时的方向——解除广大被迫务实的青年的压抑。但事实上,因为只有在北京、深圳、武汉、沈阳这样的大城市可以见到不多的摇滚乐演出,广大青年会为任何摇滚乐而激动得晕倒,因此,第一代厌倦体制化生活方式的青年大多成为亲近摇滚、甚至实践摇滚的人,他们就是倒霉的第二代摇滚人。

“90现代音乐会”被看作中国摇滚的90年代的开始,它鼓舞了很多北京乐队,例如,“黑豹”在台下哭的故事就来源于此。但对北京之外的中国人来说,摇滚乐几乎是被传媒封锁的,1990年“滚石”的投资、1991年“黑豹”在香港的上榜(“龙虎榜”冠军——在香港是流行精品,在北京是摇滚战士,北京变得像香港的时候战士自然就是精品了)、越来越多的Party都被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传媒故意遗忘,以致于黄燎原依靠在《北京青年报》上介绍乐队就成了名人。玩乐队开始成为新的边缘化的潮流,“面孔”在《中国火·1》上就被介绍为前“霹雳舞少年”,可见摇滚乐的诱人。太多的乐队就是冲着生活方式才组建的,才华的冲动和创造的需要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但乐队少有出场费和版税,出名也难,理想或兴奋都需要有个去处,Party于是兴旺得不行。李季在1991年底开办了“钛金实况演奏室”,1992年底又转移到“幸福俱乐部”——鄙人有幸,最近在这圣地附近租住,并通过发现这一带底层市民之多,想见了当年摇滚战士的出没是多么扰民——Party成为摇滚人主要的生存、交流、安慰、娱乐场所。一个封闭的圈子出现了,社会上没有人知道。

大众对摇滚人的印象自然是怪而且危险,但当事人却越发封闭地遁入了安慰。他们被视为流氓,同时也开始有规模地在中国实践波西米亚生活、亨利·米勒式生活、从形式上反体制化的生活,直接地说,就是在作息时间、性、价值观、社交、思维方式、感情诸方面全面地倾向于流动的“氓”。反叛是假的,因为除了家长,没有什么是可以反对的,但愤怒是真的,因为他们至少对自己不满。在那个时候,重金属作为最适合炫耀技术和最刺激感官的音乐,被很多乐队选中,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因此遭到了嘲笑。因为不满,因为封闭,因为滚石动作太慢,因为社会不理解,因为没有才华,因为相互传染的颓废,大家越发颓废。《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里的ET,就是这样说着“没劲”,得到了安慰、另类的自豪和沦丧的恐惧。

但是且慢,这里的夸张将会损害后来者的印象,任何被称之为主流的事物也并不是全部,1993年开始大量出现的新乐手、新乐队,是一个颓废的核心周围的暗影,人们无法统计他们迅速的组建和解散、改行和加盟,也同样无法调查他们的生活方式。至少,新人中的多样化是重金属和“没劲”的夹缝中的新鲜空气。但整体来说,在音乐方面,百多支(1993年有说法为400支)乐队中没有几支能算得上乐队。

唱片业的开始,是盗版商给滚石的一记耳光,在“黑豹”那里,大公司的官僚作风让他们损失了上百万的收益。从1992年底到1993年初,《梦回唐朝》、《黑豹·1》、《中国火·1》、《摇滚北京·1》相继问世,从台湾到大陆的资金投入,使得摇滚乐如此稀有、光荣、有品质保障并充满希望。摇滚热了起来,1993年初,《中国社会报》甚至万分搞笑地开始举办“十大摇滚乐队比赛”;但实际上,唱片公司和演出穴头的黑名单总是太短,他们可以在空白处爆发,却没有办法形成规模。不过,摇滚毕竟是务虚的事业,尽管这数量远不足使大家得到出头之日,但却可以给所有的圈里人分享荣耀,“搞摇滚的”在一部分年轻人眼里和恐龙一样陌生而又充满吸引力。那些急于进入公众的乐队——他们含辛茹苦的理想就是出版唱片——可以在一种新的速成班上如愿以偿。我是说,唱片业在1993年的萌芽是如此可爱,到处都有人打听开公司的方法,到了1995年,连开饭馆的也签歌手了;以一个叫青山的家伙为代表,掌握了录音棚和版号的奸商向乐队收取费用,为他们录制奇差无比的专辑或单曲,这种被称做“来料加工”的做法为饥渴的歌迷提供了无数垃圾,有的也反过来向乐队支付费用,但同样的业余、投机和破坏性开采只导致了一个结果——“垃圾拼盘”一词,在后来的1997年达到了高潮。

《摇滚94》作为一张值得纪念的合辑,收录了“佤族”、“石头”、“清醒”等乐队的作品,它是至今唯一非名牌、非名人、非大公司制作的好合辑。但它和《中国火·1》、《摇滚北京·1》一样,糟柑与精英并驾齐驱。从追忆的角度来看,出现在各合辑中的“红色部队”、“DD节奏”和“皇冠”可以作为代表,指证那个灰色的“93、94”。“红色部队”的赖皮劲儿颇受无聊人士欢迎,据称称是“痞子摇滚”的代表,那种毫无摇滚迹象的没劲,至少是一代人逃离体制的结果吧。“DD节奏”在1997到1998年做过崔健的Dancer,是以翻生《荷东》为乐的弱智MIDI编程者,在1994年,他们是百花齐放景象的可笑一隅——这便是虚假繁荣的明证。至于“皇冠”,和其它死亡金属乐队一样,技术和气质都面得可以,作为摇滚娱乐青少年的功劳,在当时做了一个先行者。如果说有什么时代精神的话,我知道只有他们可以代表。

异数不多,被称之为“魔岩三杰”。我还记得《北京青年报》上“三兄弟唱五月天”的报道,这是该报三次重要摇滚报道之一——另两次是Kurt Cobain之死和张炬之死——异常精致的制作,似乎是要赌气证明中国摇滚的水平,窦唯、何勇、张楚的问世让那些被警告不许使用“摇滚”一词的记者获得了“新音乐”的称呼,这个词一直用到了今天,正在被“地下”和具体的归类取代。

李皖在总结1995年的时候,曾经用“失语症”来形容。他说到了“大地”公司的三张唱片。从1990年到1995年,中国摇滚像是从无到有(技术),又像是从有到无(精神),这三张专辑的共同特点是技术的进步和意义的含混,其中陈劲达到了梦话的地步,而金武林则成为崔健之后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一年,中国摇滚果然已经在圈子方面形成气候,死磕的庸才也都找到了活路,人们凑和着各自找到了位置。5月,张炬之死引起了广大青少年对摇滚乐的关注,但最值得关注的是,葬礼看起来像是香港江湖片的镜头,长发、墨镜、西装的壮观场面似乎证明了这个行业的形成——在音乐风景形成之前。无话可说是颓废的延续,在用错别字和无聊动机创作出一大堆“我想飞”、“天堂在哪里”、“Baby别离开我”、“大肠勒死了僵尸”、“这城市已绝望”之后,Party终于没落了,乐队也累了,灰色从地下——又一个误会,“地下”在“苍蝇”、“NO”、“子曰”之前,只是生存状态而已,“零点”也地下过嘛——的苦闷演变成自娱自乐的迷惘,总算是安稳了。


打口的一代


流氓的时代,也是打口磁带和打口CD产业最初发展的时代。打口作为绝妙的隐喻,包含了无数中国青少年残缺的成长、挣扎的欢乐和神奇的创造。

1992年到1993年,打口商以工业废品的名义,将美国和加拿大的唱片店清仓报废的唱片运到了中国,然后通过第一批勇敢的商贩将它们销售到大城市。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以为这是“海关查没销毁的走私品”。从1994年开始,这个生意渐渐形成规模,广东朝阳演变成了中国摇滚乐最伟大的函授学校,无数专业和业余、为了钱和为了爱好的人带着成吨的打口磁带和CD,把资讯传遍了全国。1998年开始衰落的这个行业,在短短的几年里,向文化禁地运送了近两百万张(这个数字是我的估计,欢迎专业人士指正)打口唱片。没有人能够想象,假如没有乌托邦使者式的打口商贩,中国摇滚,中国流行文化,会是怎样的悲惨景象。

打口的不仅仅是唱片,中国摇滚乐的研究者应该注意到其它的中国特色。无政府状态的“走穴”和后来苛如牢笼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为争取演出机会而异常繁荣的“义演”,自制的调音台和效果器、串联的联接方式……小米加步枪,在一个容易腐败的摇滚场景中艰难地进步着。通过这些努力,中国摇滚开始和国际接轨,周韧对Pearl Jam主唱Eddie Veader的模仿惟妙惟肖,他的专辑《榨取》是资讯的结果,而大家对他、马格、面孔抄袭或模仿的揭发更是资讯的胜利。打口的经纪人、打口的合同、打口的制作、打口的创新,打口的我们营养不良,但依然茁壮成长。


我的外地口音

大规模的外地乐手进京运动,是随1993年迷笛音乐学校的成立开始的。

这时候曹平已经是这个学校的主讲,被称做“摇滚传教士”。他的同代人也大多如此,从事制作、传播、经纪一类与经济有关的工作。从学术角度看,第一代乐队建立起了一个简单的权力体系,它拥有自己的中心、等级、理论、亲缘、规则和利益关系。它有利于一个弱势话语的成长,但却迟早会形成封闭的体制化结构——从地理上看,这个体系的中心正好就是北京。远离体系的外地乐手需要分享资讯、交流机会、利益、自由和更大的归属感,就必须加入这个唯一的体系,但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成功地靠近中心,也没能在当地建立自己的体系,更没有用全面的独立性来否定体系。

外地的摇滚乐史,是更明确的当代社会史。无论从公共政治、经济学、当代文化理论的角度来分析都胜过直接分析音乐的发生与流变。简而言之,80年代末,继广东之后,全国普遍出现了第一代电声乐队,但他们的主要活动还只是在舞厅伴奏,同时创作自己的流行歌曲。随着“走穴”和南下“办舞会”的盛行,越来越多的乐手走遍了包括拉萨在内的祖国大地,并为1992、1993年达到顶峰的歌舞厅热奉献了青春。他们影响到了第二代舞厅乐手,后者同时也是崔健和“黑豹”的喜爱者。更为重要的是,90年代初开始,社会边缘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消极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迷茫作为青年集体无意识中的反抗方式,简直蔚然成风。摇滚乐为许多人提供了生活方式。

外地乐手开始进京学艺,或者,运气更好的通过朋友找到活路——“零点”和成都的“21”就是在北京的歌厅里锻炼了技艺——但没有多少人能成功地进入中心,“指南针”的成功是个例外。迷笛学校的名字,听起来像摇滚英雄加工厂,不知有多少苦孩子只身来到首都,就是为了在那里寻找通往梦想的捷径。但事实上有一些学员——这些没心没肺的——认为这个学校无益于成材。迷笛的最大贡献,是在普遍提高了一代乐手素质的基础上,帮助各地学员相互结识,形成了一个广泛的、被中心拒绝的关系网,如果它改名为迷笛音乐联谊会,我想大家都不会反对。后来,这个关系网起到了实际的作用,在更新的外地乐手进出北京、回家组建乐队并最终解散、流浪于福建广东等地之际,迷笛学员渐渐发展出了一批又一批新乐队,他们,像“秋天的虫子”、“木马”这些今天的新秀,都是当年在迷笛结识后组建的。因为迷笛的缘故,今天东北旺、树村、西三旗、上地一带的摇滚群落,已经形成了较为独立的半乌托邦文化区域。

随着外地乐手自己的、寄生于北京的体系——一个没有中心、没有等级、没有经济能力的体系——建立,一部分外地乐手也终于进入了中心。从院校毕业是一个主要的来源,丰江舟、陈底里等人既是如此,但像祖咒这样死硬的天才,也同样熬到了温饱之日。当然,交流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大也让中心变得活跃,这是不用说的。

今天看来,国内最好的摇滚乐队——例如“舌头”——几乎都是由在北京的外地人组成的。他们似乎统一了首都的开阔胸襟、正规化和外地的纯洁性、死硬态度,并躲过了北京的浮躁和外地的狭隘,用北京的技术和外地的精神,加上异乡的生存压力,为中国摇滚乐贡献了实绩。当然,这要依赖某种标准,如果仅以技术和娱乐性、偶像化程度而言,这个论断自然是错误的。而外地乐队普遍的低品质、封闭、技术水平低下,甚至狭隘和过度英雄主义,是在这几年才开始根本好转的。这个发展的背景,可以参考北京的情况。

而这中间的特立独行者,竟只有客居广州的王磊一人。虽然合辑《南方大摇滚》曾经短暂地刺激过沿海乐队,但广州、深圳的商业积累步伐实在容不得摇滚乐的不切实际,人们也没有什么压抑、愤怒和想法。王磊几乎是独自一人扛起了南方摇滚乐的旗帜,并且以5张专辑的实绩为它奠定了诡异、赤诚的基调,他本人对后来“盘古”、武汉朋克和当地新乐队的帮助也超出常人所能作为。

在1998年,我试图在兰州做一场“98新音乐之春”,计划出场乐队是4支兰州的乐队和11支我所能找到的外地乐队,这件事流产了,只留下一本名为《SUB JAM》的小册子。这件事的背景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各地乐队渐渐有了成批的作品和操持演出的热心人,在Party上翻唱“黑豹”的行为被视为可耻,几乎每一个省会城市都有了自己的原创乐队、演出、媒体报道、观众群,其中南京、沈阳、兰州、济南、西安等地目前都有了较为全面的回顾文章。这件事的另一个背景是,外地乐队对北京中心地位的不满、对摇滚建制的仇恨、对往日英雄的堕落的失望,终于酝酿成滚雷,甚至,我后来失望地发现有的外地乐队因此陷入了盲目敌视北京的狭隘中……这件事的后话是,一切水到渠成,从广州的“98音乐新势力”开始,各地陆续举办了越来越多类似的音乐聚会,新乡(我说的不是那两届大牌云集的露天音乐会)、唐山、青岛……商业和非商业的演出为北京以外的城市带来了摇滚乐,本土乐队也获得了极大的鼓舞,“D.I.Y.”的口号催着他们加速行动起来。现在,《摩登天空》有声杂志上介绍的各地音乐胜景,是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无数人踩着前辈悲壮的青春,农民起义军一样搏斗,才终于换回的。

先锋、朋克、地下、时尚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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