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w-Low Fi,小小样,地地下——我所听到的中国地下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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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Low Fi,小小样,地地下——我所听到的中国地下音乐

颜峻

一切都是从盘古开始的。

那个中产阶级的、阳光灿烂的中午,我从邮局包裹柜台取出一盒寄自江西南昌的样带。极端主义朋克乐队盘古为我的Lo-Fi录音机送上了毁灭性的一小时——如果乐评界前辈不反对夸张的话,请允许我使用“狂喜”这个词来形容《猪三部曲·圈》所带来的刺激。在那张名为《怎么办》的“专辑”中,《圈》是旗帜般的开幕式,也是唯一一首用合成器建筑华丽结构的作品,我可以骗你说这是一首由Rap、Pop、Rock、弦乐背景、后现代拼贴组成并最终结束于深情的独白和古典和声的杰作,但是且慢,所谓Rap是这样开头的:“我以为只有猪才会住在圈里,没想到现在的人都往圈里挤,娱乐圈、文化圈、演艺圈……摇滚圈!”所谓拼贴,是主唱敖博在佐佑乐队键盘手段凌凌的帮助下,流畅而又恶毒地嫁接了王勇、崔健、面孔、郑钧、张楚、铁风筝、何勇,并且在更多著名的名字和歌词间破口大骂、疯狂嘲讽。而所谓深情——那美妙的、催人泪下的——“怕猪为自己流泪,怕猪,为我流泪”则继挖苦、指责的快感,又建立起一个中国摇滚乐虚假繁荣的隐喻。接下来是15首用老三件或木吉他制造的真正恶狠狠的朋克作品——中国人可以尝试的最赤裸裸的现实主义热情和死硬态度、一名未来的先锋朋克吉他手创造性的演奏、听不清的强力贝司和数任鼓手的急躁表现。

如果说听到《卑鄙颂》的时候,我还怀疑这又是几个染了早期Nirvana和青春期逆反病毒的方便面青年,那么敖博终于通过《我们的地位》达到了对我的第一次惊吓,那是成堆成堆不可以讨论的问题、一首接一首摧枯拉朽的混乱声波……而《一枝枯草》从《纪念刘和珍君》中募集了悲哀和力量,敖博不可思议地在木吉他上燃起了尖锐、生硬、猛烈和创新的烈火。随后诞生的《咬滚》和《旧石器时代》两张“专辑”(自称“小小样”)收容着20多首更加坚决的真话和口号和即兴的撕咬。啊呀,胖子敖博和他健康的笑声,铁一样的音色,挑衅的节奏,被禁止的歌词,啊呀,John Zorn和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的热爱者……

与盘古生活在同一城市的梅强说着标准的普遍话,他和女友王炫一起组成了广为人知的暗室乐队,后者的低调小提琴加上前者带有哥特式鼻音的演唱,几乎可以让首都企宣欢呼“唯美主义”,然而轰响的吉他却一次次毁掉了他们关于4AD加刘以达的期望。简单地说,暗室的作品是以稳健的节奏、空旷的层次、悲壮压抑的旋律和疼痛的效果器所构成,佐以貌似艰涩的内心诗篇,最后被简洁的制作成全。对于一支外省地下乐队来说,暗室有幸避开了文化的污染,他们的大气与悲情概括着原生的幻想、情欲、宗教渴望和快乐缺乏症。《暗室》和《约等于》继承着朴素的存在主义,《委屈的荒原》迹近社会批判,却处处绽放着绝望的人本主义之花。当盘古伙同其他底层人士反攻音乐建制和现实压力的时候,暗室却在可疑的现场流行金属与高贵的录音室哥特之间编织失望,但是,你又凭什么否定另一种深刻的颠覆呢?按照暗室对未来的理解(“新的垃圾带来新的病毒,新的渴望带来新的恐惧”——《明天》),事物间原有的关系遭到了来自深处的涂改,疏离或创伤都不足以形容这倔强飘扬的世界观,只有当忙于编撰自我注释的叔本华重金属和昆德拉摇滚乐分崩离析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这所谓的凄美有多么偏执、多么坚强。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南昌将同时拥有中国地下音乐的两个极端,我是说,一个最早将权威征服的暗室,和一个永不能出版唱片的盘古。

当北京和广州的著名业内人士要求摇滚乐在卖身与局部卖身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阿弥陀佛,文化上的外省或经济上的内地却奔忙着最具实验精神也不乏盲目热情的纵容者;当相互吹捧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本能的时候,感谢上帝,一无所求的好事者却在电子和原子的媒体上铺设了怒火与激赏——列位看官,现在你可以打开一个叫做“高地音乐传讯”的狰嵘世界,从成群的时代主人口袋中掏出邱大立为暗室写下的评论,顺便发一万封电子邮件给各种隐性埋名的同志。而我,则在这里翻开了“音乐终极在线”的封面,那唤作张幂和杨钊的年轻网主,为我联络了成渝两地的穷苦乐队。

那主页上充满骇人听闻的Grindcore和Death Metal,我因此顺理成章地接受了断层、襁褓、失眠和安息的轰鸣。张幂是成都一名尚未拥有传呼机和手机的学生,他身边想必有着大批打口唱片的买卖者。据我所知,NBA、Earache、Black Mark、Death一干厂牌在该盆地颇受欢迎,当成都的失眠用干净的音色铺陈出宗教式的压迫感时,你会相信,有着殉难情结的那一族Death Metal在这里得到了良好的消化,通过本土化的含蓄打磨,他们又向Doom Metal借取了层次感和鼓机。《快乐的嗡嗡》徘徊在北京摇滚和信仰危机之间,却歪打正着,绽出一种减速的美德、结构的沉稳、叙事性的突破;《黑暗的日子》草率地影射了些什么,但显然,编曲的合理性又证实着深思熟虑的专业素质。尽管失眠能提供给人们的歌词主要是以《弃婴》为代表的假深沉,但聆听者还是可以回避现代主义文学的恶劣影响,去感知天府之国压抑的青春,甚至沉醉于他们清醒的贝司前奏,为之共鸣。技术上的完美主义同样在襁褓(成都)那里简化为从容的结构——没有激进或华美的Solo,只有严整进行中严肃不堪的主旋律。我所听到的、风格转向Grunge之前的襁褓是一支拥有死亡和弦和Metallica式分解和弦的黑暗的乐队,无论《冬眠》中的放弦或止音、《黑夜中燃烧》中感人的贝司,还是《天生的残缺》原音吉他的悲歌,都不能和主唱天生的悲观主义哑嗓相对抗,“如果激情不再受到重创,燃烧它,让血液中倾注希望,在黑夜中燃烧”,抽象的歌词配上内心苦涩的热爱,终于展现了痛苦:它迷人、像王尔德,它来自乐队恶性循环的远离人群的生活。而断层在重庆晋升直辖市之前,就率先完成了由民谣途经流行金属最后抵达Grunge的进化——他们是真正有趣的一队,风格无定、嗓音善变,既深情,又反讽,还不乏苦难般的爆发。从那张只有30分钟的小样来看,断层恐怕是存在着内部的分歧,《Wu la Yi Ya》只有一句“呜啦咿呀”被反复地尖声歌唱,可马上,《告别》又深沉、低调、大气地借用了主流外衣;《没有名字的民族》和《突围》制造了标准的Grunge Pop,火气未息,《失落的脸皮》就利用民谣和根源金属模仿了首都同行——究竟是怎么回事?表达欲变得模糊,断层左右摇摆,需要着一次次语重心长的遵义会议——和我的朋友,Ugly Face(丑脸,现在西安)的四川籍吉他手老三一样,这几位也忍不住根源了一把,《翻船》倒是很值得一提,因为它暗藏的反闲适、反根源的杀机。最后,他们奉献了即兴之作《宽恕》,天哪,又改作了满溢童心、幻想的白色噪音。这三支乐队、两名网虫都不约而同地与上海学生或乐手有些瓜葛,所以我顺便听到了上海的安息。用孙孟晋的话说,这支已然解散的疾速金属乐队断然不可以代表上海青年的革命态势——正如铁玉兰不能代表安息一样,不过,就事论事,这5首作品比《超载》之类要好多了,它们简洁、流畅、缩短了疾速金属与朋克之间的距离。我还必须指出,另一种西化的结果是,安息并不是一支需要本土人士共鸣或嘉奖的乐队,日本籍主唱把嗓音变成了旋律乐器,贝司神出鬼没地拥抱着鼓击,怎么听都像前几年的洛杉矶票友。瞧,All In Vain、Hell Beside You、Eternal Fear……国际化的歌名和作品的大将风度,正如他们所唱:“Who am I?why Do I do?”那飓风般干净利索的事物是不是只能出自大都会的无产学生内心?

说到疾速金属,我实在又忍不住要说到兰州。我身边的残响已经组建了4年多,却还没有一点以“成熟”为由欢迎招安的迹象。在骂声中成长起来的这四个劳动者,如今已是本地摇滚界的中坚,那些动辄七、八分钟的大作,引用着Metallica的三段论曲式、融化着西北戏曲、民歌和更多民族音乐的音阶与精神,无奈他们既缺少专职主唱,又钝于甩动长发,只能一次次在现场展示没人关心的严谨结构。从处女作《残月》开始,严肃的疾速金属和此地特有的悲怆气息把他们弄得沉重不堪,即便是近期暴烈的演奏曲《笑傲江湖》、改善了新疆小调的《海市蜃楼》,也是如此的内心艰巨,以致于背叛了金属党惯有的娱乐可能。贫困、无望、闭塞、太自由的心,这些外省的养料培育了越来越多现实主义音乐家,残响将疾速金属本土化,也就偏离了安息的国际主义路线,代之以工业区无所事事的青年、方言、劣质烟酒和性压抑共同培育的高密度声响。如此说来,残响的学生纷纷投身朋克斗争和形式革新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得意门生将老师的业余爱好——工业音乐、先锋爵士、朋克一古脑抛向社会,实施霍乱的现场行为艺术朋克(蔑视观众、自我否定)和点串不无忧伤的叛逆(怀疑大众、自我安慰),前者的《儿歌大联唱》公开了若干在中学生和问题青年中流传着的渎神的改编版儿歌,后者则在《怎么了》中唱道:“我满怀信心全副武装冲到了台上,我没想到台下都是些傻子……在我的世界里他没有花香,在我的世界里你只能战斗!”点串不时将先锋化的Morden Rock变得更轻、更简单,希望因此获得更自由的想象力——然后给大众更多的不愉快。

霍乱和点串,还有他们的同龄人树、红、飞蛾等等,都面对着同一个具体的技艺上的标杆——王凡。我桌边的小样堆中,有着王凡的大量作品,他在离开兰州之后的两年里,渐渐变成了本地新另类的缺席的宗师。神秘主义加上死硬的朋克气质,使他早在1993年就写出了传唱甚广的“带我去天堂好吗?》;他的《蝴蝶花》是一首由纯正的花儿诗章急转为高速朋克的作品;《鸦片战争》的歌词结合了诗意与反抗,音乐由硬摇滚滑入无调性即兴音乐,演唱则从勾魂的阴毒抒情转向山冢爱式的噪音;用有限的设备发明无限的技术,是《以身相许》的Lo-Fi情调和惊世骇俗的先锋巨制《大法渡》。这个难倒了无数乐手的作曲者最近在王磊那儿录制了单曲《离开……》:“我的灵魂游荡在天涯,我的肉体还跟在山下,我的床上开着两朵花,心乱如麻……我的灵魂流浪在天涯,我的肉体堆放在山崖,我给头上插了一团麻,我离开了家……离开……离开你……离开……离开自己……离不开你……,”微妙的语言变化、故意的生硬口音、鼓机上放慢了的Grunge节奏、单调的声音和Ambient声音……如我所料,后半部骤然地变了——但既不是Bill Larsweel也不是Kurt Cobain那样,王凡叠加了一层又一层细密的声浪,缓慢的、舞蹈的节奏上隐现着吉他噪音、人声采样、各色敲击和民族乐器,这才是他,拥有宗教情怀的实验者所乐于研制的灵魂与肉体之声。1996年王凡在北京认识了NO的创建者祖咒,这又是一个原发的前卫战士。这位王凡心目中最理想的小提琴手干脆就不打算弄懂乐理,他奇怪的口音有气没力地拖拉、号叫,仪式般的节奏中贝司和大提琴,或者锣,会随时催人入眠,或灵魂出窃。和王凡一样,祖咒听过大量好音乐,却说不出几个文化人常用的名词——这两位站在一起,倒真像一对没钱理发的打工兄弟——在没有理性预谋的情况下,诅咒出现在1997年6月寄给我的一盒小样上,3首录音室作品,1首排练录音、5首现场,他跑调、即兴、破坏节奏和偶然出现的美好,像大阪或纽约那些老先锋一样呻吟、锯小提琴、加速或纵容噪音。最容易被人接受的是《无解》,因为它好歹还有点摇滚乐的影子,可就是那一点基本节奏也被神经质的压力肢解、变形;《俺老祖》把Pavement和日本噪音结合起来,加上混乱无趣的歌词,恰是一个中国幻想家不安的时代之梦;现场有《阿丝玛》、《关河令》、《庙会》、《五天后》、《在邮局路上发生的事》,前4首的鼓手和贝司手后来易帜“子曰”,戏曲而且朋克,但在1996年7月那天,他们只是诅咒变调人声和多动症吉他的帮凶,至于最后那首,啊,我的母亲会建议市政府没收全市的吉他!

游离于摇滚马戏场之外的北京乐队,我还听过神经的奇情异想,我忘不了《嗜睡症》中温暖的萨克司、哼哼唧唧的人声和其他作品闪烁绵密的醉人吉他……还有发过单曲的新生代代言人地下婴儿、青春的挥霍者麦田守望者,而真正撼人的,则是张浅潜所拥有的源源不断的原创力量。这西部女子已经品尝了时代和国际化,但那张现场弹唱的录音,却可以引人进入直觉的核心、舞蹈之源和情感的秘密,她无意义的“啦啦啦”和“佳佳佳”,她自在的节奏感、她梦游般伪装了的深情,在《佳佳佳》、《老东西》、《游吟者》、《神的》等杰作中暴露无遗,而脱颖而出的泛音,又从极度自我的状态下直接找到了泪水,那首《倒淌河》,唯一私人化的歌子,集中了张浅潜前卫的全部动力——悲伤和热爱:“谁能拥有这片土地,来唤醒沉睡在下面的我”……她发表的第一首单曲是垃圾拼盘中的Grunge谜语《罐头》,同样,还会有更多天才和牺牲品要在垃圾拼盘与罐头专辑中初试啼声,这多么可怕——此时此刻和,从河南闯入京师的阴影是不是已经花钱录好了同名专辑呢?

酸歌蜜曲只有一种,可朋克却可以千变万化——这是我听完Caroline公司的数十张唱片后得出的结论,如今,中国的外省青年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些拒绝进京的本土斗士中,还有咸阳的子弹打光了。我明白这名字是“拼刺刀”的另一种说法,但他们却不像盘古那么激进,他们重、厚,贝司富有弹性,《内奸》、《地板》、《饭桶》、《沙丘》这样的歌名显然无法和社会接轨,只有经过Malven式的重击,这默契的三位才会破门而入:“我骑着我的狗向你走来……你就是你的限制!”我把这种混浊的朋克理解为对西安一带音乐形势的不满,在那个以巨大坟墓著称的古城,飞、恐龙蛋等十多队地下人士组织了“音乐联盟”,菊花与刀的流行金属作品《自由》在这里成为主流,不幸的子弹打光了想必只能是联盟之外的地地下游魂吧。在几千里之外,沈阳工人阶级则推出了搅水男孩,他们代表全国的厂矿职工实践着由重金属向朋克的转轨——音乐和生活双重的——《滚回你老婆孩子身边去吧》作于1994年11月,那时的搅水男孩子一边咒骂三陪小姐的主顾,一边还留恋着夸张的金属狂热;到了1997年4月,《年轻的味道》就已经采取了拒绝停歇的速度、被强调的乐句反复和省略旋律的咆哮;1996年的《生锈》选择失真的嗓音来抛掷:“NO!……我突然人性大发,我想要一个权利!”这时候,武汉的生命之饼会说:“北方人真是直肠子……”他们不,他们有幽默感和不标准的普通话。听不清歌词的《笨拙音乐周刊》和《拯救创作协会》在朋克与Grunge之间燃烧,简短、简单,方言口音带来了真实性,在人声和吉他相互模仿的时候,节奏与旋律难分彼此,新朋克特有的闲适本质被尖刻的主唱撕破,弄成《手表工人》那样苍促的抒情。生命之饼的同伙毛毛要更丰富一些,你可以从《谋杀》里找出用慢速Grindcore演奏的Grunge音色和纯正的三和弦狂欢,他们总是在改变节奏和速度,这一首歌里,有那么多毁灭的隐喻、恐惧和血气方刚的嘶吼(当然,是较细的地方嗓音);到了《堕胎记》,又是烦人的Nirvana式的前半部分和各行其事的漫长高潮——疾速金属贝司、朋克鼓和流行金属吉他!生命之饼和毛毛同样地漏洞百出而又善于奇想,在当地,他们显得过分招摇、缺少标准,而且远不如松散的抒情者云梦人(来自中国最小的县的刻苦乐人)受欢迎。天知道那些漏洞何时才能被专业精神所弥补。可天知道,那时候他们还有没有尝试的勇气……

边缘是破败匆忙的创造,中心是完善腐朽的偶像,这便是中国摇滚乐的真相,但是,总该有人把完善和创造联系到一起吧!乌鲁木齐的舌头会告诉我们希望是真的存在。他们刚刚来到北京,不时在忙蜂酒吧露一小脸,在那里,少不了被“北京摇滚”侮辱与损害着的北京地下摇滚。这支6人乐队并没有带来白领丽人喜欢的民族风情,他们从技术上采纳了朋克元素,节奏却紧张得富于文化精神——背诵口诀一般的排比句、民族节奏(崔健和残响也都用过的山东快书节奏在《仙人掌》里出现)、老式电子游戏式的键盘配着叽叽喳喳的吉他。“可以被瓜分了,可以不生锈了,可以骂本能了,可以不遗传了,可以不信任了,可以不用担心了,可以断后路了,可以超越自己了……”《复制者》讽喻着现实,机械的念白当然有利于此,而《中国龙》和《小鸡出壳了》也同样可以一句不唱,那是因为深藏了愤怒么?或者,那是因为机智而不屑于旋律?“妈妈妈妈宽宽宽宽恕我,祖国祖国救救救救救我”,啊,这是个假装自怜的结巴!

所有那些摩拳擦掌的烧炭党徒中,只有南京人迈出了抵抗唱片工业的第一步——盒名为《南京地下音乐记录97-98》的合辑收录了6支乐队的13首作品,从2月28日开始,它已经进入了复印、复制、悄然问世的自制Bootleg轨道。它的封面印着蒙克的《呐喊》和“成人不宜”字样,鸣谢时提到了“Low-Low Fi”和“ D.I.Y”,好事者是南京音乐台的吴宇清——前“冷击”成员,实施者是一大帮出钱出力出设备出场地出技术的好汉,而且这“Low-Low Fi”早超过了我手中所有小样的录音水准。我们为什么不这样说呢?——“1998年2月18日,中国地下音乐开始向音乐建制以牙还牙,他们行动起来了……”在该合辑诞生之前,其中的子弹头(扬州)就已被贫困驱散,我们再也听不到那用扬州小调和摇滚乐合成的放肆歌声;之后,七八点的主唱又远赴澳大利亚读书,我们也要暂别那伤痛与幻想的歌唱者。然而,可能的道路已经铺开,就像后者所唱:“可我已经决定,大声地死去,突然还活着”,倔强的力量已经启动,我们看到了!

迄今为止,我依然相信,是身边这些“地地下”、“Low-Low Fi”的“小小样”支撑着我对中国新音乐的信心,为把这信心传递给更多无缘聆听的同时代人,防止他们对华语音乐彻底心碎甚至一怒之下早婚并发胖,我写了这漫长的流水帐。因为缺少足够的资料,它没有涉及更多乐队的作品,当然也没有像读者所期待的那样,形成一份音乐社会学的详尽报告;另外,因为吴宇清已经写作《南京手记》一文,我在谈及南京诸乐队时偷懒省了笔墨——此文对作品的评介,基本与我观点相同。

1998.3.29 凌晨,兰州,原载独立杂志《SUB JAM》


南京手记

——《南京地下音乐记录97—98》补记

吴宇清

这个城市由于介乎南北之间的地理位置而有时显得有些尴尬,无论是正宗的北派还是南派从精神上或文化上都将它踢给对方,所以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颇有一些边缘人的味道,尽管这儿出色的作家群体引人瞩目,但民间摇滚乐却始终更像一位过于投入的旁观者,满怀热情地迎接着一支又一支北京乐队的到来。

在南京一共有过两次与摇滚乐相关的地下音乐浪潮。第一次是在90—92年间,最先让这儿的“南京杂种”们认识到这种音乐是从赵勤领导的爱国者乐队开始。赵勤作为一个职业的画手、业余的歌手给爱国者乐队确定了一个前卫的金属乐风格定位,乐队的一些作品(例如《葵花时代》、《悠来悠去》等)的歌词受到中国古诗意韵与西方绘画观念的双重影响,在现场受到喜欢大音量音乐和亚文化潮流熏陶的不同人群的欢迎。不可否认的是南京当时为数不多的外国留学生为这支乐队以及整个南京带来了最初的摇滚乐资讯。与爱国者乐同期的另一支乐队“冷击”最初是由几个高校刚毕业的学生组成的木吉它演唱组蜕变而来,从一开始这支乐队就谋求在主流音乐市场上的一个位置,他们顺利地在上海及全国的几次音乐创作比赛中获奖并被当地媒体小炒,随后的改组使乐队里充斥了当地最顶尖和最平庸的一些乐手,不过主唱孟冬架着眼镜的落拓诗人形象和罗大佑式的锐利歌词依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英雄》当中,他甚至不无巧合地具备了Rolling Stone式的冷嘲热讽(告诉我你打死了谁,告诉我你的祖祖辈辈,告诉我他们的心黑不黑,告诉我你的子弹是否有去无回,告诉我你是不是□□的狗腿)。

在92年圣诞节与黑豹乐队的体育馆同台演出使“冷击”乐队寿终正寝,而爱国者乐队在广州太平洋公司的拙劣拼盘中露了一小脸后便为自己写下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句号。值得一提的是原“冷击”乐队的成员吴宇清离队后成为南京电台的一位摇滚乐节目DJ,依然以极大的狂热为这个冷漠的石头城传递出摇滚乐的异类声响。

92年后开始活跃旺盛的卡口CD与磁带市场为南京的第二拨摇滚乐听众带来了更加与国际同步的另类摇滚乐,南京的第二次地下音乐浪潮则出现在96年下半年和多事的97年。众多的高校在校生甚至是高中生开始积攒零花钱购买卡口唱片和进口效果器,一度使五台山下的防空洞中充满嘈杂的排练之声。有点新生代意味的这拨乐队从意识和行为上都开始趋向西化,他们无意靠此出人头地,只想这样释放自己,所以这个时期你可能会看到一场又一场极其糟糕的垃圾演出,但乐手们一个个心满意足——这些乐队的真正定型和迅速成熟是在令人难忘的97年冬天。

“引擎”做为一支彻底工人阶层的乐队兼具了金属和朋克的两种气质,在幼稚的自我辩护的歌词和狂躁的现场演出中,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理想式的愤怒(《挂历中的姑娘》、《火柴盒》、《倒了吧》),他们认真的编曲和严谨的音乐态度一度成为地下音乐孩儿们的参照系。“七八点”是校园里Lemonheads式的诗意摇滚的继承者,主唱海洋的词作洋溢出一种童趣般的青春幻灭(《兔子跑吧》、《快》、《失眠》)。而真正另类的乐队是PK14和痊愈者十八。

PK14的杨海松深受北京Punk精神的影响,这个乐队穿戴朴素而干净的全体成员无一例外地没有职业,同时也没有丝毫正规意义上的音乐技巧。但他们精神分裂般的音乐低调而令人麻木,在鼓手杨森提供的如意里三号的摇滚据点里,光线通常很暗,而最能让你入境的是他们独家表演的时候,你不会将他们的声音与别的什么去比较,剩下的便只有你面前行尸走肉般的惊醒的生活(《星期天早上》、《蓝色的月亮》、《自杀现场》、《她敲我的门》)。

来自南通的痊愈者十八乐队绝对是一个流民团伙和生存异数,在现场他们喜欢作怪力乱神般的Brithday Praty式的表演,在97年11月16日“烽火扬州路”的演出中,他们每踢一次话筒便会让在座的扬州大学的老师们以为世界末日来临。“墙”是目前堪称南京元老级的兄弟演唱组合,成立于88年,在一系列的吉它大奖赛桂冠让徐巍、徐凯感到厌烦之后,他们开始热衷于Jazz、Blues甚至Fusion,但目前天下大乱的摇滚乐评判标准有时会让他们无所适从。烛工作室是职业调音师周力一手炮制的一个组合,他的一首《太平盛世》曾经成为唯一真情逼人的讽世之作,而目前的Tchno热好象暂时还没有让他跳起舞来。薛勇是不可不提的一个人物,多年来他的扬声器乐队一直坚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他也是这拨乐队最坚实的技术和设备支持,没有他,也就没有《南京地下音乐记录97—98》这盘样带。

时间已经跨入98年的3月,不知道颜峻会不会给我这篇文章更长的篇幅,因为我也许还会遗漏什么值得或不值得的,好在南京的人们每逢春暖花开的时候也会像其它城市的人们一样微笑,好在音乐已说明了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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